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数字中国建设将由此迈向一个新阶段。

　　在刚刚落幕的两会上，数字经济同样是重点议题。《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由此可以看出，围绕数字中国的整体规划，着重提升数字经济的发展质量，将成为我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数实融合的重要手段。

　　数字经济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源泉，政府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投入也在持续增加，这将让公众获得更多便利，并大幅度节省社会成本。从长远来看，数字化背后的技术升级浪潮，必将重塑诸多产业的内在结构，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转型，其对于中国高质量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和蕴含的巨大潜力，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和接受。

　　面对数字经济的发展，顶层设计必不可少。此次《规划》明确了数字中国建设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提出了“2522”整体框架，即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整体框架设计有助于对发展目标的细化分解与具体执行。此外，将数字中国建设和地方绩效挂钩，有利于激发各地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发挥其改革能动性，形成自上而下、纵向一体化的改革联动机制。

　　将数字化进程纳入国家层面的统筹管理，体现出我国对于科技创新发展模式的重视程度。数字经济被誉为21世纪的理想型经济模式，AI、云计算、大数据等一系列先进技术代表了世界科技发展的重要风向，并且随着中国自动驾驶、物联网、数字工厂、公有云、私有云等兴起，日益成为经济的新增长极。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年，全球47个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8.1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45%。《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9.8%。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赋予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新动能。国家加快数字经济的相关立法、制度设计，就是要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抓手。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至今，也面临着不少问题与挑战。一方面，部分数字经济服务平台存在滥用数字技术、为牟利侵犯公众权益的现象，如近年来平台数据采集过程中对于用户隐私信息的过度采集和使用、“大数据杀熟”等问题。也因此，《规划》再次强调，要筑牢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切实维护网络安全，完善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增强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基础制度，健全网络数据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体系。

　　这就对企业的数据“合规”经营提出了更高要求，相关立法和执法部门的管理能力也应不断增强，须按照《规划》提出的要求，加快制定修订各行业数字化转型、产业交叉融合发展等应用标准。提升治理水平，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全方位多维度综合治理能力。

　　另一方面，数字中国建设需打通当前存在的数据流通、整合的堵点痛点。数字经济以信息为基础要素，将数据生产要素化，与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深度融合，能够增加生产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然而，目前同一行业、不同行业、不同机构之间的数据彼此割裂，无法互联互通，造成大量已有数据资源闲置浪费，也无法通过高效的数据流动与共享机制，实现新增数据资源的社会化。

　　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与企业也在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和资源的协力通用，让部分公共服务上“云”，在企业数字化工具上可以一键获取多项公共服务。相比于《规划》所提出的“构建开放共赢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格局”，当下首先要加大国内数据一体化体系的共建力度，形成多层面协同、多平台支撑、多主体参与的数字开放共享生态。

　　从地方到国家部委，应带头发挥表率作用，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与各类经营主体共建数据服务平台、共享数据生产要素，尤其是破除某些既得利益之“墙”，把数据使用的权力下放给市场。

　　法律监管部门则要不断完善数据要素对外开放、自由竞争的相关制度，禁止任何部门、企业滥用数据资源支配地位，以及由此衍生的行政垄断或市场垄断行为，进一步推动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保障市场公平。

　　此外，法律监管部门还需通过法律体系的建设，引导各公共服务机构、各经营主体提供安全且公平交易的产品与服务，以确保用户合法权益。唯有更好地保障公众信息及隐私，方能让人们放心使用各类数字化服务工具，促进数字技术在更多领域的运用，让更多数据资源自由流通，最终打通数据整合的堵点痛点，为数字中国建设打下更加稳固的社会基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