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年封建时代之中，一个封建王朝的陨落，必然是伴随着政治的腐败，从而引起政局动荡，烽烟四起，国力内耗，最终走向末路。

　　因此，腐败对于任何时代的政权而言都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即使是现代文明之下，反腐肃贪是每个国家时时警惕的热门话题。

　　朱元璋出身于社会底层，少年朱元璋对于元末的腐败统治，有着铭心刻骨的痛与恨，这种内心的厌恶与仇恨，让明帝国初期的官场上时不时存在着对贪腐矫枉过正的情况，这种矫枉过正往往会在明王朝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

　　公元1385年，御史于敏，丁廷举向朱元璋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借着职务之便，与北平布政使李彧、按察使赵全德、胡益、王道亨等人互相勾结，私吞税赋，克扣税粮，巧立名目，倒卖官粮，中饱私囊。

　　在吴庸的酷烈审讯手段下，发现郭桓等人倒卖官粮给江南富商，数额足有700万石，并同时勾结地方官吏私分浙西四府秋粮190万石，并且借着借征收赋税之机，加收“水脚钱”“口食钱”等苛捐杂税来中饱私囊。

　　随着吴庸更深入地挖掘，牵连出了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等主犯，还有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员数百人，地方官吏牵涉达数万人。

　　郭桓把官粮以及贪墨来的各地税赋，以低价卖给江南富商，江南富商再以高价把到手的粮食分给分销商，再至普通百姓手中，富商巨贾们赚得盆满钵满。

　　根据郭桓等人所供，沿着官粮倒卖的途径，暴怒之下的朱元璋对于这些富商进行了疯狂打压和残酷剥削。

　　但凡涉及于郭桓案之中的富商，甚至包括一些普通富户被纷纷下狱，严刑拷打，在严刑峻法之下，有人为了逃避刑法，不惜大肆攀咬他们，郭桓案的影响在全国范围之中被迅速扩大，到了人人“谈郭桓而色变”的地步。

　　只要与被倒卖的官粮相关，士绅地主，官吏小民，重者族诛，家产充公，轻者流放，家产充公，这一场对于官粮的强制追回，影响之大远远超过的郭桓案件本身的处理，大批地主士绅和中产家庭一夜之间化为流民，一无所有，一清二白。

　　郭桓案之后，朱元璋为了平息化解文武朝臣的怨气，以及民间各方势力对于朝廷的敌意，朱元璋以“酷吏”之名，处死了主审官吴庸，才使得这一场震惊整个大明帝国的贪腐案落下帷幕。

　　首先，郭桓案牵连之广，在中国两千年封建史上都是罕见的，官员们能够轻易被牵涉其中，这与朱元璋所实行的“低薪养廉”有直接关系，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朱元璋时期的官员俸禄达到了一个低谷时期，基层官员仅凭着合法俸禄很难维持日常生活。

　　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他不仅需要供养家族、幕僚及礼仪性开支，比如婚丧嫁娶，还有官员们需要自掏腰包支付衙署运作费用，如雇佣吏员、维护治安等，例如县衙需承担差役薪资，但此类支出未列入俸禄预算，迫使官员挪用俸禄或摊派。

　　官员们在微薄的俸禄条件下，很难经受来自财富的诱惑，这给郭桓拉拢官员，进而倒卖官粮创造了条件。

　　郭桓案被御史于敏，丁廷举告发是在1385年，这说明郭桓案在1385年之前发生的，郭桓案数额之巨大，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粮食的运输在明王朝的运输条件下，始终是一个漫长的问题。

　　但是在郭桓倒卖官粮的过程中，整个大明王朝的司法体系竟然毫无察觉，明王朝初期设置有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来作为监察机构存在的。

　　都察院负责监督官员的言行、弹劾违法乱纪的官员、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等，六科给事中则负责谏言献策、审核奏章、监督吏治等，与都察院共同构成了明朝的监察体系。

　　锦衣卫作为一个情报机构，刺探官员民间，职责范围之广令人昨舌，明王朝官员对其畏之如虎，但偏偏这些应该是无孔不入的耳朵，却偏偏在郭桓案中如同摆设，这不能不说明王朝初期的监察机构，存在着巨大的漏洞。

　　还有，在朱元璋撤销中书省之后，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皇帝，无法有效形成对于朝廷执行部门的督查，以至于郭桓作为户部侍郎，就能够掀起如此滔天巨案，这说明朱元璋撤销中书省的弊端已经逐步出现。

　　不论是在古代封建王朝还是现在文明社会，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父母官而言，能够造福一方，能够安定民心，能够强大国力，但是在贪官墨吏手中，就会成为刺向百姓的尖刀，善用权力，是封建王朝留给我们当前文明社会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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