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所有神话故事类型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创世神话。《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说：“人类是宇宙间唯一能讲故事的动物。”要进一步追问在人类所讲述的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故事中，什么样的故事能够影响人的三观？创世神话的故事是必然的答案选项。

　　创世神话是每一个国家、民族奠定本国本族的“三观”之基础性叙事，此类叙事最初都具有神圣性质，并理所当然地会对全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创世神话所讲述的内容与特色，必然会铸塑该文化的权威性话语模型和叙事体系的原型。从先秦时代创世神话的鸿蒙原型，到三国魏晋以后伴随佛教传播而登场的开天辟地的大神盘古，再到明清小说所演绎的人格化鸿钧老祖叙事，无不强烈地彰显出创世神话为中国叙事体系奠基的重要意义。

　　古代中国最基本的童蒙读物《千字文》开篇八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就是采用高度凝缩的话语，来表现华夏文明特色的宇宙开辟思想，堪称言简意赅的本土创世话语的典范。六朝以来，每一位读书人都会自幼念诵《千字文》，其对后世文化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

　　将《千字文》这个开门见山的四字对句倒装过来，念成“宇宙洪荒，天地玄黄”，世界创始的意思就会更加明确可辨：洪荒的宇宙，是指开辟前的混沌不明的状态；天地玄黄，则是用二元色话语建构出天地开辟和天地分离之后的宇宙观。苍天在上，以夜空之黑色为代表；大地在下，以黄土地之本色黄为代表。按照创世神话的宇宙观决定人生观的普遍原理，介于天地之间的万物之灵——人类，也可以借用天地的二元色，为自己的生命存在定性和编码，那就是古书上所言“戴圆履方”或“戴玄履黄”。就连古代人的礼服定制，也会严格规定为效法二元色的“玄衣黄裳”，其别名叫“玄衣纁裳”。玄衣黄裳的用意就是：穿上衣，要对应上天的颜色——玄；穿下衣即裙或裤，要对应下地的颜色——黄。“人生天地间”，既然天和地被神话时代的讲述者们信奉为人类的“元父母”，那么人类效法天父地母，用穿戴方式来体现和铭记自己的生命由来和血肉本根，以及自己需要感恩的永恒对象，也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

　　“玄衣黄裳”服饰制度，就这样清晰梳理出人生观背后的神话信仰逻辑。由此可见，创世神话观的玄黄二元色编码，是华夏文明整个古汉语叙事体系的最初之元编码。玄衣黄裳，是一个宇宙观决定人生观的典型案例。《后汉书·舆服志》将这种二元色服装制度上溯到黄帝时代，汉代则是变黄裳为纁裳（编者注：纁裳，指浅绛色之裳）的开端。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既然黄帝、尧、舜都用黄裳匹配玄衣，为什么汉制改用“纁裳”？《周易·坤卦》有“黄裳元吉”的着名判断，《周易·文言》则将这个判断演绎到君子美德表征方面，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西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中皆云：“易（赐）女（汝）玄衣黹屯（纯）、赤巿（韍）、朱黄（衡）。”玄衣黹屯（纯），指带有刺绣镶边的黑色朝服。与此对应的是赤巿（韍）和朱黄（衡）。一般解释是赤色的蔽膝（下裳）和衣带，朱黄则同时暗示出两个颜色：红色和黄色。汉代制度将黄帝开创的玄衣黄裳体制调整为玄衣纁裳，也是在某种意义上的复古，让下衣之色既包含中和之色“黄”，也兼容南方之色赤（红）。这也多少体现出《礼记》追忆夏商周三代礼制特色的“周人尚赤”传统，预示今人所熟悉的“中国红”的由来。

　　从汉代王逸《九思》所云“谒玄黄兮纳贽”，到魏晋张华《鹪鹩赋》所云“无玄黄以自贵”，曹植《赠白马王彪·并序》所云“玄黄犹能进”，再到南北朝谢朓《三日侍宴曲水代人应诏诗 九》所云“徒愧玄黄”，唐代白居易诗云“玄黄岂得知”，宋代苏轼诗云“玄黄杂两战”，清代屈大均《登罗浮绝顶奉同蒋王二大夫作》所云“玄黄始一隙”……话语模型的力量何其强盛，一对开天辟地专用颜色词语，几乎贯穿于中国文学史的始终。

　　“玄黄二元色”话语模型贯穿于整个古汉语叙事体系，建构着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那么其历史根脉源自哪里呢？我们或许可以从绵延一万余年的中国玉文化中寻找答案。据最新考古发现，中国境内的玉文化比甲骨文的历史还要深远三倍以上。上海市特别委托项目“中华创世神话考古研究·玉成中国”系列丛书的前两部专着《玄玉时代》和《玉赐玄圭》，其书名中都有“玄”，分别围绕着古籍所记黄帝玄玉和夏王朝开辟者大禹获得天神赐予玄圭，充分贯彻四重证据法的求证原则——物证优先，揭示玉文化基因对催生华夏文明国家的重要作用。

　　就“玄黄二元色”的话语模型而言，比现存的所有文献记录都要更早的叙事，见于作为二重证据的西周金文。如1977年陕西扶风县西周二号窖穴出土的《白公父簠》，属于西周孝王时器，其铭文云：“择之金，隹鐈隹卢，其金孔吉，亦玄亦黄。”由此可知，早在西周时期就有用“玄黄”二色形容铸造青铜器所用的金属矿料的实例。而东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中更为常见的夸赞金属矿料的用语是“玄鏐”。《说文解字》中有云：“镠，弩眉也。一曰：黄金之美者。”再看汉代词典《尔雅·释器》的解释：“黄金谓之璗，其美者谓之镠。”似乎不约而同地指向黄金的金黄色调。

　　如果说周代人对金属矿石颜色特征的概括可以运用“玄黄二元色”话语模型，那么在比青铜时代还要早约4000年的北方兴隆洼文化玉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用玉料的颜色就已大致呈现出玄黄二分的现象，即暗绿色或墨绿色的蛇纹石或透闪石玉料，对应青黄色的透闪石玉料。今日的当地人称此类玉料为“青黄头河磨玉”。这种玄黄二分的用玉情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学考古与艺术研究中心合编的《玉器起源探索》一书的彩图中得到直观显现：一般用作工具的玉料，如玉锛玉凿类，多用玄玉，而作为人体佩饰的玉器如玉玦，则清一色都是选用精美温润的黄玉。兴隆洼文化消亡之后，经过距今约7000年的赵宝沟文化的过渡阶段，在距今6000年至5000年间的红山文化玉器中，依然能看到此种玄黄二分的用玉特色。这应该是当地玉文化发展就地取材的便利使然。就此而言，是来自考古新发现的玉文化新知识，帮助我们找到了玄黄叙事话语的史前祖根。

　　出土文物，作为当代重建中国历史文化观的第四重证据，其所发挥的知识创新作用于此可见一斑。拙着《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一书，基于我们近10年来对中原与西部地区玉石之路考察的经验和采集的玉器、玉料标本积累，举证189件玄玉文物标本，论证距今5500—4000年间，中原玉文化起源期的用玉情况。这一时期早段的出土玉器中，基本上不见浅色调的透闪石玉，而是墨绿色蛇纹石玉一统天下。直到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时代，浅色调的优质透闪石玉料才开始登场，其来源皆在中原以西地区，从渭河上游的玄玉玉矿开始，远推至马衔山玉、祁连山玉、马鬃山玉和敦煌三危山玉，最后到南疆地区的和田玉。由此形成的一条“西玉东输”的漫长路线，恰好是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原型或者说前身，其形成的时间要比张骞出使西域的西汉时期足足早了三千多年。

　　从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颜色特征中，我们不仅可以尝试解答《礼记》中“夏人尚黑”“殷人尚白”和“周人尚赤”的千古之谜，同时还可探求“玉成中国”的原理、国家地理版图构成的时空程序问题，等等。可以说，玉文化脉络新知识为求解中华创世神话叙事的“玄黄二元色”话语模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启示。